一九九七年，村庄里技术一流的木匠，我的父亲仍带领着全家三口，和他一起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。有人请的时候，他去上工。没人请的时候，他进山里破坏森林。吃过午饭，父亲磨好了锯，换上破旧的解放鞋。坐在晒场的角落里，抽完一袋烟，站了起来，朝我微微一笑，说，你去不去。我连忙点头，跑去厅堂找背篓，还有柴刀——每天下午砍一背篓柴火，是我的任务。
　　他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
　　一路上没什么话，他一直哼唱着，风呀风呀。听不懂，但旋律很好听。偶尔回头看我一眼，笑一笑，说，下回带你去街上看录像。我赶紧点头，说，好。
　　到了集日，跟在他屁股后面。走完一条山路，是一条山路；走完一条山路，又是一条山路；走完一条山路，还是一条山路。到了小镇，他拽着我径直去了中街，在一扇木门前停下了。他和门前的那个青年男子扯淡了几句，主要内容是，我也姓罗，咱们是本家，票价该便宜点儿，小孩子看不懂，不用买票的。
　　我一直在旁边站着，像一根愣木头。但我的瞳孔里，流露的是崇拜的眼神。崇拜那个拽着我的男子，尽管他唇边有一颗黑痣，痣上还有一根须，但一点也不影响他的英俊。末了，他摸出一块钱，递给那位卖票的。一把将我抱了起来，走进人头晃动的录像厅，屏幕上有两个人飞来飞去。看完了，跟在他屁股后面，回家。一路上没什么话，他一直哼唱着，风呀风呀。
　　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，问，好看吗。
　　我说，好看。
　　接连几天，在我的脑海里，总有两个人飞来飞去。闭着眼睛，躺在山麓上等太阳落山，也是一样，有两个人飞来飞去。他伸过手，摸摸我的头发，浅笑一下。他坐了起来，点了一根烟，赣州桥，悠闲地吐着蓝圈。在他的旁边，是两根杉木，碗口大小，一把锯子。我的旁边，是一背篓柴火，一把柴刀。老远就能看见，家门前走动着几个陌生人，是村干部，也有镇干部。他们下乡“查森林”，谁家有杉木，罚钱；谁家砍松树，罚钱。
　　天快黑了，那些干部走掉了。
　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，走，回家了。他在前面，扛着两根杉木，嘴里叼着一根烟。我在后面，背着一背篓柴火，左顾右盼。路过山腰那片梯田，我们看见了兔子，一只大兔子。它坐在梯田里偷吃萝卜，津津有味，旁若无人。
　　父亲轻轻地放下杉木，蹲了下来，示意我别出声。他从我的背篓里，抽出柴刀，半蹲着身子，蹑手蹑脚地向萝卜地里走去。靠近田埂了，腾起身子，猛地将柴刀扔了过去。兔子霍的一声，后腿一蹬，消失在夜幕里。他扭过头，满脸歉意地笑着，说，没打着。他扛起杉木，我背起柴火，回家吧。之后的一路上，我说了很多话，围绕着兔子肉好不好吃。
　　猪肉都半年没见过，何况兔子肉。
　　他一直没说话，只在前面走路，走路，走路。
　　到了山冈上，他扔下肩头的杉木，说，歇一会儿，抽根烟。我放下背篓，坐在秋草上，看他抽烟，偶尔看看山冈的对面。我家的烟囱飘起了炊烟，妹妹在灶角里生火吧。晒场上响着母亲唤鸡的声音，归来归来，都夜了，快点归来，再不归来狐狸把你拖掉。
　　抽完一袋烟，他说话了，过两天，上街给你买肉吃。
　　我舒开了笑容，咽着口水。
　　他也笑了，躺在草地上，探出两根手指，示意我过去。我在他左手的臂弯里，坐了下来。他的左手紧了紧，又松开了，耷拉在草地上。月亮已经出来了，在那座叫石羊子的山顶上，不是很圆，但很亮，雪亮雪亮的。还有一颗星星，北极星。
　　他吐了口唾沫，开始哼唱了，风呀风呀。听不懂，但旋律很好听。
　　

农家的生活, 简单有序...
可是在物价飞涨的岁月里, 他们却被迫走向社会...

诉说着极平常的话语，但又在平谈中展示了当时的真实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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